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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勇:三个维度看浙江

2018-11-18 14:36:39  来源:浙江经济网  有评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必须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以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以上省份(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内蒙古等九省区市)为比较对象,从高质量、均衡性、可持续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揭示浙江发展的优势以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期找准工作着力点,为更好地谋划未来提供参考。

一、高质量维度

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很多,效益和效率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指标。因此,我们重点选择居民收入、企业利润和国家税收三个效益指标,工业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效率指标开展比较。

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所在。目前,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北京,居民经营净收入超过北京和上海,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不过,也必须看到,近年我省居民收入持续提高的难度在加大。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看,我省居民收入领先优势明显。2016年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三,比第四名天津市和第五名江苏省分别高出4500元和6500元,即使上述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我省2个百分点,也分别需要七年和十年左右时间才能追上我省,其他省区与我省差距则更大一些。

从居民收入的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大组成部分来看,我省居民经营净收入已经是全国第一,但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都比上海和北京低,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差距最大,是我省居民收入低于上海和北京的主要原因。

与其他六个省区市相比,我省居民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四大组成部分也普遍较高,仅在转移净收入方面与天津和江苏分别存在1400元和400元差距。

我省居民收入城乡结构也比较均衡,农村收入领先是突出亮点。九个省区市中,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三,较北京和上海低10000元左右,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北京,与排在第一的上海差距不到3000元,达到了其87%的水平。

但也必须看到,近些年我省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下滑态势。2016年我省居民实际收入增速为6.4%,低于山东(7.5%)、北京(6.9%)、福建(6.9%)、内蒙古(6.9%)和天津(6.8%)。按照2017年上半年我省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6.6%,GDP增速8%推算,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相背离的态势在拉大,保持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目标难度增加,值得关注。

企业利润。企业利润是反映经济发展效益的主要指标。目前,我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水平呈现分化态势,工业企业利润明显偏低,服务业企业情况较好。

工业企业利润方面,我们按照主营业务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和总资产回报率(利润总额/资产总计)两个口径计算出2016年九省区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水平。从主营业务利润率看,由于央企数量较多,上海和北京远高于我省,福建、天津、江苏和浙江处在第二梯队,水平大致相同,但我省相对较低。从总资产回报率看,我省排名下滑至第七位,与前六位省区市差距基本在1个百分点以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还存在低效或无效资产包袱。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偏低说明,我省企业生产效率仍有待提高。从规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率、产销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看,我省排名都靠后,尤其是工业增加值率排名第八,全员劳动生产率排名最末位。我省工业部门转型升级任重道远,也至关重要。如果我省规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能达到江苏水平(21.9%),工业增加值就将提高1100亿元,这相当于2016年全省GDP的2.36%的增量空间。

服务业企业方面,由于部分地区不披露服务业企业利润情况,因此,我们主要比较浙苏粤三省情况以及杭州与四个一线城市。其中,五个城市之间,杭州规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超过广州和深圳,规上服务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超过上海。三个省份之间,我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利润率高于江苏但低于广东。同时,也可以看出,我省有94%的规上服务业企业利润来自杭州,省域内极不平衡。

国家税收。税收是经济的“晴雨表”和“稳定器”,也是发挥政府积极有为作用的财力保障。从九省区市比较来看,我省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水平匹配度较高,尤其是杭州和宁波两大城市正在崛起。

从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来看,浙江在全国排名第五,前四位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从人均税收贡献度看,2016年我省常住人口每人贡献1.55万元税收,在全国排名也是第五。两个口径计算出的税收实力,与我省在全国的人均GDP水平位次相当。

从税收分布的地区结构看,所在省份城市经济规模大小决定了区域税收实力。我们分析了九省区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表现出的税收实力,深圳处于第一梯队,杭州、宁波、广州和南京处于第二梯队,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均在21%至23%之间。考虑到广州、深圳的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较多,可为当地提供大量税收,但本身是国家布局的结果,不具可比性。为此,我们用地税收入占GDP比重进行比较,深圳仍然排名第一,但杭州升至第二,比广州高出2个百分点,宁波排名第四。

二、均衡性维度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显著缩小,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三个反映城乡平衡、区域协调和人群阶层公平的指标来度量发展均衡性。

城乡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来衡量城乡差距,它等于城镇常住居民和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浙江呈现“高水平基础上高均衡”的良好态势。

2016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07,比天津的1.85略大,其他省区市均在2.2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天津的城乡收入倍差较小,主因在于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比较而言,浙江在较高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好的城乡均衡,含金量更高。

从九省区市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看,目前,宁波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最小(1.8),杭州也在1.9以内。杭州和宁波实现高水平城乡均衡的主因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如杭州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北京和上海分别高出5600元和2400元,宁波分别高出6200元和3000元。

区域差距。区域居民收入倍差被广泛用于衡量区域差距,该指标是指在某个省(区市)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两个设区市(或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目前,在九省区市中浙江的区域差距最小。

从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看,我省是唯一一个保持在2以下的省份。我省区域居民收入倍差较小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两个地区(衢州和丽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其他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地区。

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倍差是区域居民收入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比,仅依据两个地区的收入情况考察区域差距,容易引起结论失真。为此,我们选择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四个数据比较完备的省份,计算了区域居民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衡量区域居民收入的相对倍差。该指数有两个好处:一是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相对于区域居民平均收入的差距,避免了个别地区居民收入极高或极低出现收入差距失真的情况;二是它用人口占比对收入进行加权,避免了个别人口数量偏低的地区对区域收入差距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经过计算,目前,我省泰尔指数在浙苏粤闽四省中仍然最小。不过,计算中也发现,由于人才持续流入,杭州与全省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持续拉大。这表明高水平发展之下,绝对意义的区域均衡并不存在,我省进入了区域差距相对持平或扩大的阶段。

贫富差距。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地区的贫富差距,但是由于在我国很难精确获得各收入水平居民在总体居民中所占比例,所以用这个系数衡量中国的贫富差距存在难度。鉴于此,我们使用城镇和农村两类居民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前20%与后20%的两类人群的收入倍数(由于目前部分省区市尚未公布2016年分组收入数据,这里采用2015年数据进行讨论)衡量贫富差距。计算表明,七省市中我省城乡居民收入阶层差距较大(由于天津和山东没有披露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所以我们在剩下的七省区市中进行比较)。我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4.66,高于北京和上海;农村居民贫富差距6.04,不仅高于北京和上海,也高于广东和福建。

三、可持续维度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广泛,我们的分析中主要关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具体主要体现为“三有”:即经济发展有后劲、创新活动有支撑、资源环境有保障。

投资回报率。发展后劲与投资密切相关,今天的投资决定明天的发展,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行业和区域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和经济发展的潜力。

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衡量投资回报率。这个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之比,也就是单位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能够形成的产出。近年来,九省区市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目前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排名第五,但是与上海、北京和广东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按照4%的资金成本和5%的折旧(即20年折旧期限)计算,当前我省固定资产投资每投入1元钱,一年的净回报为0.037元,而上海、北京和广东分别为0.205元、0.12元和0.104元,差距巨大。

创新支撑力。创新是一件风险概率事件,今天的研发投入决定了明天创新成功的概率大小。我们用研发投入强度和人才数量衡量创新发展的潜力。从两个指标比较情况看,目前我省在这两方面的竞争优势都不够强。

我省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落后。2016年我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九省区市中位列第六(2.43%),较人均GDP水平落后一位。特别是,与江苏和广东相比,我省研发投入强度虽然分别仅相差0.23个百分点和0.13个百分点,但是换算成研发投入绝对值,差距达到900亿元左右,相当于少了两个半杭州的研发投入,日积月累的影响不容小视。

如果以九省市区中主要城市的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来进一步衡量区域创新支撑力。考虑到北京和上海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大科学装置较多,其研发投入强度具有不可比性,我们选择了8个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城市进行比较,发现目前深圳的研发强度最高,我省杭州和宁波仅次于深圳,表现出较强的研发投入水平。

从人才数量看,我省人才竞争面临巨大挑战。我们用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衡量人才存量的质量,用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衡量人才增量的质量。总体看,我省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达到15.1%,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但我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占比为1.79%,在九省区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好于内蒙古。结合人才的存量数据和增量数据分析,我省是人才流入大省但不是高教大省。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掀起“抢人大战”,积极出台政策留住本地培育的人才,在这个背景下没有强大高教资源支持,我省人才流入将面临巨大挑战。

环境承载力。有大量指标表征环境承载力,根据国家环境统计公报,近年受到全社会关注的环境指标主要是水、气和土壤。由于土壤情况与区域性地理地貌有关,可比性不强,所以我们主要比较九省区水资源和大气的承载水平,分别用国控断面劣V类水比例和PM2.5年均浓度进行衡量。在九省区市中,福建的环境承载力最好,水质量和空气质量都比较高,我省劣V类水比例排名第二,PM2.5年均浓度排名第四,总体处于中上水平。

四、几点思考和启示

通过三个维度9类指标,把浙江和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余八省市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总体来看,浙江的发展质量、均衡性和持续性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尤其是,有7类指标排在全国前五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均衡和区域均衡等方面已经超过北京和上海,是最大亮点。同时,在九省市区中GDP总量接近或超过1万亿元的8个主要城市里,我省杭州和宁波9类指标均走在前列,崛起势头引人注目。

通过比较,我们也看到,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以下四方面较为突出:一是工业现代化发展不充分,工业增加值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偏低,导致工业企业利润回报水平相对较低。二是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和人力资本投入力度落后于创新强省发展要求,与兄弟省市差距不小。三是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走低,且明显低于同期的兄弟省市。四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居民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值得引起重视。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我省在省域经济治理上有必要进一步在以下三方面凝聚新共识、部署新行动。

一要加快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我省工业企业效益较低归根到底还是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问题。目前,我省产业结构面临两大挑战:其一,传统产业低端化路径锁定;其二,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俘获。这两者的结果,必然是效益情况不佳。这也表明,走出效益困境,我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倒逼低效企业加快转型,淘汰“僵尸企业”,推动新一轮企业兼并重组和创新转型,并鼓励各地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努力走向“微笑曲线”两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则主要来自近些年我省社会资本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尤其是产业投资占比、民营投资占比下滑比较突出。因此,提升投资效益效率和质量,进一步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让社会资本成为投资的主动力,保持社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处在主导性地位,是宏观效益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力所在。

二要加大创新研发、人力资本和高等教育三大投入,着力用软性投入提升发展硬实力。经验和现实表明,发展硬实力,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前,是我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关键时期,必须超常规加大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度,加大高等教育和基础性研究投入,这也是中长期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的“华山一条路”。下一阶段,要按照“四个强省”工作导向,以沪嘉杭创新大走廊为重点,进一步集聚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通过部署科学大装置、内育外引高水平高等教育、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发展科技创新基金和风险资本、鼓励大中型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手段,强化创新服务,创新人才政策,加强人才住房等保障,把浙江的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拉回到兄弟省市“同一起跑线”上。

三要保持城乡、区域和人群间三大收入均衡优势,努力探索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路径。共同富裕是现代化应有之义,也是浙江改革开放重要经验。要坚持藏富于民方针不变,在继续保持居民收入国内领先、区域之间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继续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新一轮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不断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要高度关注居民阶层差距扩大趋势,打好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战,通过鼓励创业、收入分配二次调节、社会保障和教育公平等综合性手段,重点增强中低收入阶层人群和刚脱贫困难人群内生发展能力,防止在高水平发展条件下形成阶层固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更多浙江经验。

(作者:黄勇,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省政府咨询委委员;潘毅刚、郎金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来源:政策瞭望

责任编辑: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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